外国鸡是人不是鸡，是我家乡的一个村男，外国鸡是他的绰号。其实他的大名叫秀良，一个挺雅致的名字。只是怪了，这人分中国人外国人，鸡也分中国种外国种，却把中国最底层的一个农民七绕八弯的，弄成动物化的外国名号，可见非比寻常。其实不然。
不过话说回来，说此人非比寻常，也不是全无道理。盖因他天性率真，想到什么说什么，形似无邪蒙童。都老大不小了，仍然一派混沌无忌心智未开的傻样，活像宝玉丢失佩玉，活灵西出似的，大至伦理纲常，中至村规民约，小至家训族规，到了他身上，一概过期失效，不起半点作用。家人恨铁不成钢，索性放弃教化，由他傻去；族人讽其“鸭背墩浇水——浇了也白浇”，由他疯去；村民们已对他见怪不怪，由他魔去。这一来，秀良反倒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空白地带里无人能管、无人愿管、也无人和他较真的“三无”人员，遂成就了一个真正的自由民。因为他持的是人世间的“三无”身份证，讲起话来颠三倒四，随心所欲，不看场合，不遵成法，在人们听来，不像中国人说的话，倒像是洋泾浜的外国话，于是索性送了他一个“外国鸡”的大号——意思是说，他说的话像外国鸡叫，盖不可当回事。
这一来，秀良的真名渐被忘却，外国鸡的名号倒是越叫越顺口了。
其实呢，舟山人知道有外国鸡，恐怕可以上溯至鸦片战争时。就像西红柿、红毛番薯（即马铃薯，大概由外国红毛洋鬼子传入舟山，故被本土百姓既爱又恨地叫成此名）、红毛馆一样，外国鸡也由当年红发碧眼的洋鬼子带进来，在舟山鸡生蛋、蛋变鸡地传宗接代（前些年去小岛，我偶尔还见过一些外国鸡的子孙后代）。岛民虽食其肉，啖其蛋，但骨子里总难消这失土沦地的国耻家恨，事隔百年，这种耻辱和恨意似乎早已渗透在岛民的血液里，绵延不绝地成了一种抹不去的印记，冠在秀良头上的外国鸡名号，便可窥其一斑。但秀良才不管这些，对头上的名号，也是受之安然，大有我行故我在的先哲风范。有好事者逗他取乐，叫道：“外国鸡”。他只是嘻嘻一笑，肚皮一挺，脑袋一摆，“介儿子出息啦，阿爹呒没白养侬呵。”听听，颇得几分阿Q的真传不是？
“文革”时，村村疯狂闹革命，人们都快忘了季节，忘了是不是该种稻种西红柿种红毛番薯，甚至快忘了是否该吃饭了，以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倒过来，好像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可是，外国鸡却嘀咕着要吃饭，勉强跟在游行队伍里，嘴里却嚷嚷着肚子饿，嚷嚷着要吃豆腐菜羹，一点也不配合社员同志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有多高涨，高涨得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在他看来，那填饱肚子的豆腐菜羹，才是眼下最现实最迫切的需要。
也难怪外国鸡的觉悟低，对生长在物质匮乏时代的他来说，这实实在在的豆腐菜羹，显然珍贵多了。所以外国鸡十分珍惜一切可吃的机会。有一回，外国鸡总算盼到了吃族酒（舟山乡村风俗，凡同姓同族的人家办红白喜事，族人均可参加免费酒宴）———一位族兄的结婚喜酒。面对满桌子的红烧红毛番薯、烤芋艿头、带鱼萝卜羹、油豆腐烤肉等等七荤八素的美味，外国鸡结结实实地一顿暴食，慢慢就有点撑不住了，到后来，他醉眼朦胧地望望桌上剩余的菜肴，摸摸撑得溜圆的肚子，实在心有不甘啊，只见他突然瞪起眼，捶肚顿足地叫道：“瘟肚皮、贼肚皮，好待其勿待其！”意思是说，你这该死的肚子啊，平时吃不到这么多好羹好菜，今天可以痛痛快快地吃了，你却又装不下太多，真是不争气啊。弄得主家和在场的众客愕然相顾，一头雾水。
这个上世纪70年代初阳光灿烂下的乡民宴饮图，因为外国鸡捶肚顿足的画面和他的经典语汇，丰富着我的童年生活，同时它又与中国乡村的许多寓言一样，深深地长久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