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间开始了
一日登临竹山，眺望大海。山顶秋风萧瑟，海面波澜不兴，在落日的余晖中别有一番辉煌。这里曾是鸦片战争中那场惨烈的定海保卫战的战场，站在古战场的遗址上是合适展开想象的，此时似乎有隐约的军号响起。当二战中那位杰出的将军巴顿站在迦太基城遗址前，回顾着迦太基被罗马灭亡的历史，那时，巴顿仿佛是个迦太基战士，他沉吟道：经过艰辛的岁月，在壮烈的战争中，在无数的星夜里，我舍命奋勇作战……我想，在1841年10月1日的定海竹山，在那场激烈的炮战中，我是否是那众多保卫者中的一员？当年英国历史学家吉本曾坐在罗马朱庇特神堂遗址前默想，天神庙里那些赤脚的修道士正在歌唱晚祷曲，吉本由此萌发了撰写罗马衰亡史的念头。而我站在寂静的山顶上，望着沉默的竹山门洋面，感受着两个世界曾经激烈碰撞的回响，迫切地想知道那时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纪念保卫战的声音此起彼伏时，当颂扬三总兵的文章四处流传时，我会由衷地涌起一种自豪感。可我并不满足在自我构筑的光荣前沉醉，我想从自豪的背面，就像我曾感受过竹山门那平静海面下汹涌的暗潮潜流一样，去感受历史背后的历史，去观察历史大变局中的一些片段。
2006年有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成了一时的热点，它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书中关于全球化经历了三个伟大时代的观点让我很感兴趣。他认为第一个时代从1492年的哥伦布远航开启的新旧世界贸易开始，那时西方世界开始走出国门，利用国家的力量参与全球竞争。那时基本没中华帝国什么事，它大觉正酣，压根儿也不想参与竞争。弗里德曼的全球一体化第二个时代从1800年左右开始，它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荷兰和英国的跨国公司。那些叫东印度公司什么的我们相当熟悉的股份公司开始扩张了，它们雄心勃勃地要追求全球性市场了，碰撞开始了，想不到大清帝国竟不可避免地赶上了全球化进程。“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中华帝国的光荣与梦想就这样被终结了。以鸦片战争作为一个标志，从那个时候起，古老的中华帝国被迫开始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痛苦不痛苦、屈辱不屈辱，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沉重而缓慢地开始了，用一句诗化的话来说：时间开始了。
二 失败的碰撞
在舟山的鸦片战争纪念公园的门口有一副对联：“那六天洒流五千人英雄血，这一仗打痛每一颗中国心”。我相信这对联表达了很多中国人的感受，面对着那惨痛又悲壮的失败，有谁的心不痛？可是，那以后又洒流了很多英雄血，这败仗又惊醒了多少中国人？对于鸦片战争，仅沉浸于民族主义悲愤的情绪和对西方野蛮侵略的仇恨会影响对历史的判断。在19世纪初，鸦片战争爆发前，普鲁士人克劳塞维奇出了本名著《战争论》，其中有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产生战争，操纵战争，政治是整体，是目的，战争是手段。那么，当时的大清帝国是怎样的呢？当时的大英帝国想干什么呢？我想，从英国公使马戛尔尼1793年出使大清帝国开始说起是个不错的选择，那是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与最杰出的文明古国之间高傲的相遇。那年，乾隆皇帝83岁，大清帝国正笼罩在落日前的辉煌之中。而那时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因此，英国国王派了一个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近700人的庞大使团，带着工业文明的最新科技成果（包括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天体运行仪，各种类型的武器，如榴弹炮、迫击炮，以及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还有英国最大的装备有110门火炮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想打开中国的贸易之门。那马戛尔尼可是个人物，是个有着非凡外交经历和高超处世能力的外交家，与当时的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伯克等都是朋友。正当双方都兴致勃勃等待正式会见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朝见的礼仪问题，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按照清朝的规定，外国使臣来华朝见中国的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下跪表示英国的“归降”，而马戛尔尼认为，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礼有损于大英帝国的尊严，他主张朝见时向皇帝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节。虽然双方最后都有所妥协，但傲慢的乾隆与自负的马戛尔尼都很生气，当然后果太严重了。马戛尔尼递交了英王用英、法两种文字书写的表文，要求英国派代表常驻北京。乾隆帝认为：此不合天朝体制，断不可行。马戛尔尼还要求：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今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经商，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个买卖货物的洋行，并在珠山、广州附近划一个小岛为英国商人存放货物等。乾隆向英王发出回书，对英王的上述要求，逐条批驳，断然拒绝。乾隆言：“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大清帝国依旧闭关锁国，自由贸易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和对此最无动于衷的国家相亲不成，于是两个世界的对话成为一场失败的碰撞。
三 马戛尔尼的观察
当马戛尔尼一行花了东印度公司8万英镑，两手空空离开中国时，他却对大清帝国有了清醒的观察，“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即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那时离鸦片战争还有40多年，但19世纪中国的全部历史好像已经展现在了马戛尔尼的眼前。马戛尔尼说：“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40多年后，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悲剧就这样开始了。战争之前，我们不给西方以平等，战争之后，则是西方不给我们以平等，定海保卫战中那些忠诚和英勇的大清将士，面对着从未见过的近代化军队和武器，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把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停滞的帝国》的作者、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佩雷菲特对马戛尔尼访华一事作出了这样的评论：“如果这两个世界能增加它们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它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啊！
四 被惊醒的一代
面对变局，是把愤恨的矛头指向大英帝国，还是反求诸己？鸦片战争后的大清帝国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发生巨变，对此最敏感的是被惊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学者魏源1842年底撰就《海国图志》50卷，1852年扩至100卷。这部介绍外部世界的史地著作让不知英吉利为何物的天朝子民大开眼界，而他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似乎给国人找到应变的方向。官员许继畲1848年完成地理学著作《瀛环志略》，它对外部世界的介绍比魏源更加详尽准确，它对西方的人文制度多有涉及。真正的自信总是与清醒和谦卑为伍的，杜甫诗言：“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诗中有宽广的胸怀和沉着的自信，觉醒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是有此优良传统的。清朝秀才王韬曾言：“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患我中国之自域。无它，在一变已矣。”语中充满对变局理性的判断和积极的展望，现在我们耳熟能详主权观念的发轫，王韬也是先驱者之一。在对变局的认识之下，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之下，近代知识分子自强思想迅速进展，洋务运动兴起，一个模仿西方的时代到来了，外交、国防、航运、煤矿、织布、铁路、造船、钢铁厂等全面开花。随着求强意识的深入，求富观念应运而生。晚清商人和实业家郑观应提出一个富民概念：他认为国家的命运与百姓密切相关，百姓的富裕是国家强盛的基础。换句话说，要使国家富强，首先必须使全国人民安富康健。这可够具有先进性的。那些近代知识分子不但学习西方的外交策略和求富求强之法，还想进一步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们将西学引进近代教育制度之中，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增加西方科学艺术知识，并广泛增设西学书院，培养专门的西学人才。他们介绍西方的议院制度，说明议院的功能：能开辟言路，上下沟通。他们由中西法律的认识与比较，产生变革法律的诉求。他们还认识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关键，即个人有自主之权。他们成了启蒙者。
洋务运动的发展成果看上去挺美的，比如建成了世界一流的北洋水师。但检验成果的考试来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大清帝国被彻底击败。被日本小弟弟打败，令国人无地自容。我想找个最佳的视角来观察这场战争，一封《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致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书》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日军主将伊东佑亨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书，其中有言：“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败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贵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臣一二人之罪，盖其墨守常规之制度所致。”“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其对失败的分析一针见血，其对更张新政的劝告读之也令人感慨，它对古老的大清帝国是一极大的震撼。甲午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国人由此觉悟到制度变革的重要性。由近代知识分子主导的启蒙运动终于汹涌澎湃激荡四方，并且很快转化为推动政治改革的变法维新运动。时间在继续，一个大时代来临了。
竹山上的鸦片战争遗址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