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万历中兴的原因，李世庭先生撰《普陀山万历中兴探源》一文发表在2007年3月24日《舟山晚报》千岛文史版上认为：其一得益于慈宁宫以及万历皇帝的恩宠，其二归功于邑僧真表的开拓之举。万历十七年（1589）侯继高编修的《补陀山志》也主这一说法。《志》曰：“万历丙戌（1586）七月七日，瑞莲产慈宁宫，抽英吐翘，绝殊凡种。九月，瑞莲再产宫中，重台结薏，又殊前种。主上大加赏异，敕中使出示辅臣，图而咏之。于是，圣母敕中使，二航莲花部主法像，及续锲藏经四十一函，并旧锲藏经六百三十七函，直诣庄严妙海，镇压普门，答灵贶而结胜果也。”此后，真表率众在普陀山上建寺立庵，大兴土木，斧凿之声终年不绝，出现“山当曲处皆藏寺，路欲穷时又遇僧”的景象。
自古名山著灵异，大凡旧志皆有云。笔者以为，把普陀山万历中兴的原因归结“是莲花部主观音菩萨降祥瑞于皇家”，因此“答灵贶而结胜果”，是有失偏颇的，这个原因顶多只能是表层因素，除却其宗教背后隐藏的神秘色彩不论，而最根本的是万历朝明、日间海外贸易的勃兴使之然。
（一）
其实，普陀山很早就是中国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过境之地。开基于唐咸通四年（863）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始祖，史说日僧慧萼，一说新罗商人。
普陀山是“海上丝绸之路”，也即“佛教传播之路”。这也是定论。
朱明王朝厉行“海禁”政策并非一以贯之，永乐、万历等代根据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的需要也在不时地调整，出现“时禁时弛”的现象。如官方实行的对日“勘合贸易”，以景泰四年（1453）东洋允澎所率日本勘合贸易船为例：四月六日船至普陀山，宁波、舟山地方官吏按勘合问明验证后。十日，浙东沿海将军刘万户率彩船百只相迎，赠送礼物。十二日，船至沈家门，诸官人乘画船五十余只，吹号角打鼓绕船一周，表示欢迎。这种官方允行的对日勘合贸易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嘉靖二年（1523）爆发了宁波争贡事件为止。
随着明、日“私商贸易”的发展，普陀山等地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更趋繁荣。明、日间的私商贸易是从元末延续下来的，明初虽然一再颁布禁海令，但明、日间私商贸易一直在秘密进行。嘉靖二十三年(1544)日本种子岛商人驾船两只、一百五十八人，在僧人寿光的率领下，至宁波要求贸易。明以不到贡期且无国书不准入港，寿光便率船驶向定海（指镇海）外海双屿岛。此时，双屿岛已成为明私商与南洋各地、日本以及葡萄牙等商人的秘密贸易中心。寿光船驶进双屿，明商船立即尾随而来与之贸易。明沿海防倭哨所未曾认真禁止，因而巡按浙江都御史高节奏请世宗治其失职之罪。嘉靖二十四年(1545)肥后商人，二十五年丰后商人等亦自称进贡船，要求入港贸易。明宁波有司以同样理由不准其入港，他们也同寿光一样，在明沿海进行走私贸易。
（二）
这时，由于倭寇猖獗，日本商舶大部分有变为寇舶的行为，因此，明政府已把私商贸易看作倭寇侵掠的组成部分，取缔转厉。但到了万历后期，明海禁政策不但松弛，而且政府内部出现撤销海禁之议，私商出海赴日贸易者日益增多。万历三十八年(1610)福建巡抚陈子贞指出：“奸民以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簧绦所在之官司，擅给引票，任意开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这样，由于日本德川幕府准许明商至日贸易，由于明政府海禁放松，并且与官方有亲属联系或以金钱取得出海凭引，因而明、日私商贸易事实上变成半公开性质。
由于日本德川幕府（1603~1867）对带有宗教色彩的鹿皮贸易有大量需求，使麋鹿产地之一的舟山群岛（主要指观音道场普陀山）在万历（1573~1619）后期勃然中兴。丁福保《佛学大词典》“鹿皮衣”条说：“以鹿皮所制之衣也，释迦入山苦行时亦服之。瑞应经上曰：‘行十数里，逢两猎客，太子自念：我已弃家，在此山泽，不宜如凡人被（披）服宝衣有欲态也。乃脱身宝裘与猎者贸鹿皮衣。’止观四曰：‘雪山大士，绝形深涧，不涉人间，结草为席，被鹿皮衣，无受持说净等事。’”可以想见，日本鹿皮衣之流行与日本官民信奉佛教有关。因此明、日商人争做鹿皮贸易，颇为获利。
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史前舟山即有梅花鹿、麋、獐和麂等鹿类。舟山的鹿皮产出是有一定规模的。小叶田淳在《海南岛史》中记载：“清康熙三十一年（1696），一艘商船从宁波将当地的丝制品带到海南，又装上海南物产，返航至浙江普陀山停泊，将购买好的丝、零货装好后，再开往日本贸易。”这里的“零货”包含有鹿皮之属。由此推断，舟山鹿皮是明、日间海外贸易的重要货物之一。
（三）
综此，普陀山万历中兴与明、日间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有一定的关系。朱明王朝时禁时弛的 “海禁”政策，在操作层面上被地方官吏“灵活”执行。权且不论其妥当与否，仅就勘合贸易和私商贸易来说，对普陀山经济和文化发展肯定是好处弥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万历三十一年五月，即1603年德川家康受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始设幕府的同年，督抚浙江都御史尹应元率数千健卒视察普陀山后，不再提禁建寺庙之事，并撰“渡海纪事碑”，立石永记。从此，普陀山万历中兴驶上了“快车道”。这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巧合吗？恐非如《普陀山万历中兴探源》一文所说：“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下令实行‘海禁’，也可以随时解除‘海禁’，他高兴要让普陀山重兴起来，自然就不在乎什么‘海禁’不‘海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