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祥生和祥生出租汽车公司
与华商同业的竞争
车行多了,互相间的竞争必然随着增加,可以说,祥生公司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充满着争夺与反争夺,排挤与反排挤的过程,这种倾轧,不但表现在华洋车行之间,也表现在华商同业之间。
同业公会成立,周祥生担任会长,李松泉为副会长,有人在公会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提出,洋商车行有洋势力撑腰,资本足,车辆多,利利、祥生、大华、新闸四家资本稍足的华行应联合起来,建立一家大车行,共同与洋商竞争,并提出当时正有某外商愿廉价出脱80辆狗牌汽车,可速去订下,以备扩充。虽然会上达成了原则性协议,但周祥生无意合伙,回家后连夜拟订招股办法,改祥生车行为有限公司,使利利等三家车行只好作罢。
周祥生领导公会采取了一些措施,制定了一些条款,使会员同业受惠,但也有一些则是排斥同业的。如他以公会的名义向警察局、工部局提出,抛岗车影响各车行的营业,应予严格取缔,捉到判罚。结果该申请被批准,由此绝了一些小同行的生路。
反过来,当公会的章程与自己的利益相悖时,周祥生则不愿受其束缚。如公会首次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曾一致达成协议,会员与会员之间,若要添设分行,必须以间隔25间门面为限,在此距离内不得互设分行,以免影响原有车行营业。但是后来祥生公司业务发展,周祥生就置该协议于不顾,紧傍同业车行店面设起分行,会员要求公会按章制止,没有结果,又告到公用局和工部局申诉,得到的答复是:“店多成市,各营其业,所请不得要领。”会员碰壁,对公会失去信心。不少小车行无力与祥生公司竞争,最后并给祥生公司,成为公司的分行。
周祥生与华商同业间最大最尖锐的一次竞争是夺取北站的营业权。北火车站是上海主要门户,旅客络绎不绝,一向被各车行视为“风水宝地”。1932年,承包北站汽车生意的利利、黄色两家车行与路警发生冲突,李松泉被派出所拘押。李受辱大怒,获释后联合黄色车行将全部车辆撤出,以罢工相要挟。祥生公司对北站的营业权觊觎已久,逢此机会自然不肯放过。上海铁路局新任局长黄伯樵与周祥生有一面之交,正在相持不下之际,祥生公司主动趋奉,乐得应承,遂将利利等两家逐出,前约合同一概取消,反以更优越的条件与祥生公司签订合同,并下令严禁铁路人员白坐车子。别家车行只能在北站外围揽客。利利等车行与周祥生前嫌未释,新怨又结,遂以周祥生品行不端之名弹劾其会长一职,未果。后又联合一些车行拒付会费,要求退会,欲另组团体与公会对抗。1933年周祥生在北站被人扔大粪就是李松泉指使人干的。
祥生公司夺得北站营业权后,如虎添翼,各华商车行已不是他的对手,周祥生为了缓和矛盾,曾在无关大局的情况下,也让些小生意给同行做做,以示关怀。
周祥生和祥生公司的归宿
1937年底,周祥生脱离祥生公司,随即携家眷回到舟山躲避战火。1939年秋,由黄伯樵介绍到广州湾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代运物资,他从香港买进10辆卡车,来回于广州、贵州、重庆一线。1941年初,广州沦陷,他退至越南海防,把香港海运来的物资转运到贵州、昆明、重庆等地,兼营卡车买卖,但不到一年即告停业。
1942年底,周祥生返回上海,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开设祥生饭店,但他不忘旧业,有意东山再起,与周三元一比高低。抗战胜利后,由于杜门势力的扶持,他当上了市参议员。1946年,他重整旗鼓,创办了祥生交通公司,有卡车和改装的吉普车90余辆,均系战余物资,仍旧从事客运业务,行址设在今襄阳公园对面转角。为了壮大交通公司声势,他特聘杜月笙为董事长,并奉送杜股权1万元,杜并不视事,只送来印章一颗。1948年底,祥生饭店旅馆部出租给中央信托公司做宿舍,15万元押款被投入交通公司作发展之用。同年,买进轮船一只,租给马少屏开往香港营业。由于交通公司营业困难,入不敷出,周祥生于1949年7月赴港索取船租,次年将船售出回沪,而交通公司已经无法维持,于1949年8月将全部车辆和备件拍卖,工人发三个月工资后解散,周祥生在祥生饭店辟了一间门面,出售饭店遗留物资,后开设华商旧货商店,旋并入华艺旧货商店。
1959年,周祥生因体弱多病获准退职。1974年2月12日病故。
周祥生离开祥生出租汽车公司后,其弟周三元继任总经理。周三元长期来一直掌管着公司的营运管理业务,他虽然文化不高,但熟悉业务,从开车至修理均能亲自动手,因而在经营管理上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但他与周祥生的脾气不合,意见相左,经常吵得面红耳赤,水火不能相容,董事会大多偏向他一方。
上海“孤岛”时期,各行各业处于虚假的繁荣状态,祥生公司又进入上升时期,每天的营业额可以买进一辆新的轿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部沦陷,日军断绝汽油供应,全市出租汽车行停业,祥生公司改营人力三轮车,惨淡经营至抗战结束才复业。但实力已大不如前,延至解放前夕,只有汽车八九十辆,职工300人左右。1951年,全上海出租汽车业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统一改组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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