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出租汽车服务最早是由外国人经营的，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随着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业公会的成立和祥生公司的迅速发展，华洋车行之间的斗争日趋尖锐。
上海的洋商车行
清末民初，上海即有外国商人开始试办出租汽车行。这一时期，汽车结构很简陋，而且国内以汽车代步之风未开，国人视坐汽车为出风头，再者车价昂贵，连小费在内每次需十多银元，因此华人雇车者凤毛麟角，洋人坐汽车的也很少。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上海的出租汽车业逐渐发达，美商的云飞车行发展成为上海最大的汽车行。此外还有英国人利切开的泰来车行等数家。其时云飞有80多辆轿车，其他各家不过10辆上下。云飞成了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1928年，云飞为抵制华商车行的竞争，又租地造房，扩大规模，逐步添加车辆至200多辆，人员逾600人。
在华商汽车行发展初期，洋商车行采取藐视的态度，不把财势两缺的华商车行放在眼里。华商车行蜂起，他们才注意起来。
华商车行数量不少，但规模均较小。在周祥生崛起以前，华商车行以李松泉办的利利车行为最大，也不过有车40余辆。但是小车行行政费用少，兜揽生意方式灵活，车价低，一般每一车次收费1元，比洋商车价便宜0.2元，因而也夺走了洋商一部分生意。
1929年3月，由泰来的利切和云飞的卜鲁华发起，组织了华洋出租汽车联合会，利切任会长，李松泉为副会长，周祥生等人为董事，会址设在云飞行内。表面上，联合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团结同行，整顿行规，划一车价，改善服务，但实质上是洋商企图以此探明华商车行的数量、营业状况和发展趋势，以便加以控制，使之不得过分发展。联合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各车行按洋商车价统一调高，遭到华商车行的反对，未能实现。
次年春，上海市组织出租汽车业同业公会，洋商车行不得参加。这年5月，同业公会成立，周祥生被推举为会长，原来的华洋联合会解散。后来，洋商车行采取发行代价券、折扣售现和放账签字、月底收款等方法招揽顾客。华商车行利用同业公会的力量，采取过一些措施与之竞争，主要有：（一）取消不平等待遇。租界当局一贯歧视中国人，凡遇华商出租汽车违章肇事，一律人车扣押，多日不放，如是洋商车辆，只要一个电话，巡捕房便放行。周祥生代表公会多次向捕房交涉，结果取消了这种不平等待遇。（二）设立营业研究会，订出各种条文，对各车行的职员、司机加以指导，提高服务质量。（三）定购汽油。为了减低成本，由公会出面向德士古火油公司一次定购汽油1万加仑，预付定金，享受九折优待，货到时各会员按认购数交款提货。
1931年以后祥生公司突飞猛进，华洋车行之间的斗争集中表现在祥生公司与云飞公司两家，彼此明争暗斗，各不相让。有一段时间，祥生公司常常接到一些叫车电话，派车前去却找不到雇车人，甚至根本没有这个门牌号码，使汽车徒劳往返，后来才知是洋商暗中捣鬼。周祥生不甘示弱，相应采取报复手段。自1933年上海司机工会成立后，工人为改善待遇屡与洋商车行进行斗争，每遇云飞发生罢工事件，周祥生均作关怀，派人去“协助调解”，表面偏向云飞资方，暗中鼓动工人提条件，增加云飞经营困难。
在斗争中，云飞公司有三个不利条件，加速了它的败北。一是云飞迁至大西路，本拟大展宏图，增强竞争力量，不料大西路偏居西隅，地僻人稀，车辆往返徒费汽油，虽有分行四五处，总不敌祥生公司地处北京路闹市，东西南北调度自如，又加分支机构密布似网。二是云飞电话号码为30189，谐音“三人一杯酒”，也算小有特色，但祥生公司取得40000号码后，大做广告，使云飞的电话号码相形见绌。三是云飞系洋商资本，30年代国民爱国热情高涨，抵制洋货热潮纷起，再经祥生公司大力宣传“华人应坐华人车”、“四万万同胞打四万号电话”等，云飞只有退避三舍了。云飞业主戈尔特无意经营，遂于八·一三事变后，把公司一百数十辆车及行基全部盘让给盛燮圭和陈秉钧等人，自己回国去了。云飞尚且如此，其他洋商车行更不能与祥生相敌。
祥生取代云飞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结束了洋商车行统治上海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