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绿壳”
何谓“绿壳”？旧时，人们称海盗、土匪为“绿壳”。据《临海志稿》载：“‘绿壳’一词源于咸丰元年（1851年），其时有广东海盗船入侵海门、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清军水师抵挡不住，海盗占据海门10日，焚烧竟日，直逼至黄林洋，因盗船形似蚱蜢，船壳涂绿色，滨海民呼为‘绿壳’。”可见“绿壳”本是台州人对广东海盗船的贬称，后来演变成对一切土匪的代词。
自咸丰初至解放前夕，浙闽海域是“绿壳”横行的天下。我们研讨海洋文化，“绿壳”也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定海周家塘人旅沪商人许廷佐（1882-1941年）曾在19世纪末计划投资开发三门湾。1929年许廷佐发起组建“三门湾开埠公司”。当年秋天，当许廷佐的满载百货、机器设备的“益利”号船进入三门湾时，被十多只海盗船包围，船上货物被抢劫一空。经此一劫，商家裹足，资金不继，工程停顿，宏伟计划成了泡影。许廷佐因此忧愤成疾，不久病逝。
“绿壳”中以台州“绿壳”知名度最高。台州“绿壳”人多势众，劫掠最频繁。如1910年6月11日《申报》所载：“宁波、定海洋面海盗猖獗，商船被劫之案匝月而至数十起，商旅戒严，致韭山、岱山等处渔船不敢放洋。”台州“绿壳”不但劫掠海上商旅和渔船，还上岛来抢劫。定海马目、普陀平阳浦、勾山李家，鱼山、双合山、六横五桂山、长涂东剑、衢山、金塘、沥港、册子、高亭大蒲等处均遭受过台州“绿壳”洗劫。有关“绿壳”的消息，上海《申报》不断有所报道：1911年12月25日，海盗五六十人从平阳浦登岸，抢劫勾山李家，并纵火焚毁房屋四五十间。1913年1月31日，群盗劫掠东靖乡（六横）五桂山渔民家，抢掠银洋两千余元。1918年5月10日，大帮盗匪出现，台州人项永恩率众四五百人劫掠马迹山；临海人李小比率盗48名在该山盘踞半日，山民50余户所有银洋、衣服、首饰等物被掳一空；盗众一百余人劫衢；余帮散在江浙洋面截劫商船。1923年10月7日，盗船3艘、海匪30余人开枪上岸，放火劫掠长涂东剑，全村400多家悉被掳掠，细软物件，连山田契约全被掠去，且戳死妇女2人、小孩1人。同月16日，台州盗首张顺安（绰号张大眼）纠集盗匪抢劫。1924年4月3日，匪徒百余人掠马目岛，挨户搜索，倾倒仓箱，奸污妇女，自早晨6时半至晚5时，被难者600余家，损失在10万元以上。同年6月7日，一只装柴船泊册子大沙湾，傍晚突出盗匪20余人，在小山网村挨户劫掠达2小时之久，掠去银洋衣物等1万余金。同年9月27日，船6艘、匪30余人掠六横双塘，虞和顺号劫后被焚，双塘庙庙祝撮来和尚被劫去600元，周围10余里均遭劫，损失计五六万元。1930年10月31日，盗90多人上岸先进天后宫，将保卫团缴械，击毙团丁2名、殴伤多人，枪械尽行劫去，分五路抢劫，直至5时始席卷而去，掳去士绅24人，索价数千元至万元不等……类似的报道不胜枚举。
自清末至民国，舟山本地也有海盗、土匪，但与台州“绿壳”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力量相差甚远。据有关资料反映，台州“绿壳”所以人多势众是有其原因的。咸丰元年（1851年），清廷为镇压太平军，诏令各地组织团练，于是台州各县豪绅为维护自身安全大办团练，一批邑中无赖纷纷参加民团。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撤离台州，原来加入民团的无赖们没有了谋生的去处，便流落乡间，这些人手中有武器且经过一定训练，在乡间横行不法，无恶不做，成了台州“绿壳”中的中坚分子。再则那时候台州地区苛捐杂税繁重。咸丰初年起实行抽厘助饷制度，在原来抽取税契的基础上又多了一项名为“抽厘”的税。英人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提到：“（台州地区）每隔半英里就设有敲诈勒索的厘卡，每个厘卡都要在过往商人身上硬捞一把，关卡多、税率高，使经商者不堪重负而纷纷破产。”清末民初，台州地区又连年遭灾，风灾、旱灾、水灾接连不断，天灾人祸迫使部分人铤而走险，在整个国家政局不稳，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大背景下，下海成了“绿壳”。
“绿壳”横行，下海的渔民、商人和沿海居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俗话说，渔民头上“三把刀”：渔霸、强盗和风暴。渔霸毕竟是少数；风暴可以预测，渔民凭经验，看天象，预计风暴来临时日，避免在风暴袭来时出海；最难防的是强盗，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将会有强盗出没，防不胜防。“绿壳”的祸害使广大民众深感忧愤。一些社会贤达呼吁政府采取措施加强海上治安，肃清匪患，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22年12月，定海旅沪同乡会朱葆三、周晋镛、陈忠铭等人联名致电当局：“定邑原属海疆要地，现盗贼蜂起，肆劫无忌，水陆警均分派他往，全城空虚，危险实甚，请速遣队派舰下邑填驻。”那时正值军阀执政，时局混乱不堪，当官的只顾自己巧取豪夺，哪管百姓死活，对社会贤达们的呼吁置若罔闻，“绿壳”横行如故。1933年5月，省内有识之士又以江浙渔业改进会、江浙区渔业管理局的名义呈文当局：“查鱼汛期内，渔民生计向赖此时所得，以资度日。然值此海盗充斥，掳劫迭出，渔民出洋捕鱼，罔不深忧焦虑，栗栗自危……近来政府收渔业建设费，为数非轻，一则曰购置巡逻舰，切实保护渔民；再则曰取之于渔，用之于渔。然我人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渔船被劫，渔民衰落，非无其因。如不亟谋补救，力图挽回，此后我国渔业必将沦于万劫不复之地，永无复兴之日。”这篇呈文对当局的昏庸无能，只管收钱不办实事的腐败作风作了无情的揭露，忧愤之情溢于言表。据民国《定海县志》载，当时舟山当局对渔民和商人各收一笔稽查费，收渔民的叫“号金”，收商人的叫“验费”。“号金”视船之大小定费之多寡，小者自数十文至百余文，大者自二三百文至五六百文不等；“验费”“由殷商认缴，计城道年缴480圆，沈家门年缴1500圆，岱山年缴300圆，大小沙年缴50圆，金塘年缴50圆，衢山年缴80圆。稽查费用来充作警察经费，这跟呈文中说的用来“购置巡逻舰，切实保护渔民”意思差不多。而实际上这些收去的钱喂饱了当官的，老百姓得不到一点好处。
到上世纪40年代，官府索性与“绿壳”联手盘剥百姓，规定出海船只必须领取船牌旗证，按月缴付护航费和“片子儿”费，让海匪披上“保安队”之类的外衣，收来的护航费归官府，“片子儿”费归海匪。即使付了这两种费，安全仍得不到保障，还得请海匪当保镖护送，被护送的船只要给保镖“顺风钱”，船靠岸后还得出资招待他们洗澡、剃头、看戏、吃饭。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大多数台州“绿壳”改邪归正，从事农业劳动。还有少数人流窜各地，继续为非作歹。台州地区解放初遭土匪杀害的干部群众有170多人，烧毁房屋100多间。驻台州的解放军部队与地方武装、民兵一起发动剿匪作战445次，消灭了陆上土匪。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百年“绿壳”匪患才告肃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