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有四大渔场，中国的舟山渔场、加拿大的纽芬兰渔场、秘鲁沿海渔场和太平洋北部渔场。秘鲁沿海渔场以捕捞鳀鱼为主，就是舟山人说的“烂船丁”，用来制造鱼粉和鱼油，产量曾居世界第一。但这一渔场兴起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太平洋北部渔场最早是在俄罗斯与日本之间的千岛群岛沿海，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才由日本人开辟，现在舟山鱿鱼钓船就在那里大显身手。
舟山渔场和纽芬兰渔场成名就要早了。16世纪时，它们已经为东西方老百姓作出了很大贡献。近日读史，长了这么一点知识。
纽芬兰：鳕鱼之多让人可在水面行走
外国历史学家写的《世界通史》一书说，1496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第四年，英国国王亨利七世派意大利水手卡波特朝北大西洋方向航行，在现在的加拿大发现了一个富产鳕鱼的地方。卡波特回来说，纽芬兰海岸浅滩鱼群极丰，鳕鱼之多到了可以在水面行走的地步。只要放下盆到水中，就可以捞起满盆的鱼。从此西班牙、英国、法国及葡萄牙的渔民就争相前来这新大陆捕鱼。16世纪中期，每年夏天都有约1000艘的渔船在这一带捕鱼。纽芬兰渔场由此成名。
《世界通史》说，卡波特发现了一种最终证明甚至比西班牙人的银矿更有价值的资源：鱼。当时，欧洲每年部分时间里有许多人过着近于忍饥挨饿的生活。源源不断的巨量鳕鱼供应，对这样一个大陆来说，相当于一大笔意外收入。鳕鱼，大概是16世纪欧洲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
纽芬兰渔场离欧洲实在是太远了。卡波特从英国起航，54天以后才望见那里的陆地。欧洲渔民只能在当地陆上搭起临时掩蔽所，晒干或烟熏、腌制捕获物，再起运回家乡出售。这些临时掩蔽所后来发展成新移民的定居地。最终，陆地面积比中国还大的加拿大成了英国人的殖民地。
《世界通史》说，纽芬兰渔场捕鱼作业达到很大的规模，由此培育了接连好几代训练有素、能胜任远洋航行的海员。这些海员以后成为英国舰队的中坚力量，后者成为海上霸主与此密不可分。
洋山海面：黄鱼如山排列而至
纽芬兰鳕鱼让欧洲人减轻饥饿困扰之时，正是中国明朝时期。舟山渔场的大小黄鱼产业已经非常兴旺。明朝作家王士性（1547-1598）的《广志绎》一书对此有生动的记载：浙渔俗“每岁一大鱼汛，在五月石首发时，即今之所称鲞者，宁、台、温人相率以巨舰捕之。其鱼发于苏州之洋山，以下子故浮水面。每岁三水，每水有期。每期鱼如山排列而至，皆有声。渔师则以篙筒下水听之。鱼声向上则下网，下则不，是鱼命司之也”。
“鱼至其地，虽联舟下网，有得鱼多反惧没溺而割网以出之者，有空网不得只鳞者。每期下三日网，有无皆回，舟回则抵明之小浙港以卖。港舟舳舻相接，其上盖平驰可十里也。舟每利者，一水可得二三百金，否则贷子母息以归。卖毕，仍去下二水网，三水亦然。”
黄鱼又称石首鱼，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成为浙江渔民主要捕捞物。嵊泗洋山一带离大陆最近，宋代便是重要石首鱼渔场。南宋作家吴自牧《梦粱录》一书说，当时杭州城内外，“城内外鲞铺，不下一二百余家”，“鱼鲞名件具载于后：郎君鲞、石首鲞、望春、春皮、片鳓、鳓鲞、鳘鲞、鲞、鳗条弯鲞、带鲞、短鲞、黄鱼鲞、鲠鱼鲞、鲞、老鸦鱼鲞、海里羊。更有海味，如酒江瑶、酒香螺、酒蛎、酒龟脚、瓦螺头、酒垅子、酒鲞、酱蛎、锁官、小丁头鱼、紫鱼、鱼膘、蚶子、鲭子、子、海水团、望潮卤虾、鲚鲞、红鱼、明脯、干、比目、蛤蜊、酱蜜丁、车螯、江、蚕、鳔肠类。”明朝渔业生产规模应该比宋代更大，可以想见，城市市场应更加繁荣。
与欧洲人相比，当时的中国人守着舟山渔场这一鱼库，用不着远涉重洋、跨国捕捞，就有如此丰富的水产品享用，真是幸运。
舟山海岛一派荒凉景象
然而，明朝政府却从来没有把舟山渔场视为宝。王士性提到的黄鱼渔场在江浙交界的洋山海域，而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岱衢洋，大概便与长期海禁有很大关系。他写此书的万历年间，距离舟山被废县迁民已长达二百年。此时，倭寇已被基本剿灭，海禁稍微放松，近海生产马上有这么大的规模，但政府的政策依然没有改变，最多只同意渔民临时登岛建棚，不准定居。16世纪，中国的海岛一派荒凉景象。
王士性写道：“宁、台、温滨海皆有大岛，其中都鄙或与城市半，或十之三，咸大姓聚居。国初汤信国奉敕行海，惧引倭，徙其民市居之，约午前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至今石栏、碓磨犹存，野鸡、野犬自飞走者，咸当时家畜所遗种也，是谓禁田。如宁之金塘、大榭，温、台之玉环，大者千顷，少者亦五六百。然观诸家垦种皆在倭警之后，况种者农时篷厂，不敢列屋而居，倭之停否亦不系此。”
明朝政府保守短视的做法，与当时英国政府的支持渔民大力发展渔业政策形成鲜明反差。只是由于舟山渔场的资源实在是太吸引人了，民间自发推进渔业发展的步伐才缓慢地前行。明朝中后期，福建渔民远赴舟山捕钓带鱼。清朝，岱衢洋成为黄鱼中心渔场。舟山渔场真正的开发被延迟了几百年。
寻找中国，超越中国
说起来，英国国王亨利七世派卡波特出海，发现富产鳕鱼的纽芬兰渔场，与当时的欧洲一心想寻找通往中国的新水路有关。15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记述元朝中国的繁荣，让欧洲人难以置信，由此引发了欧洲的航海热。世界进入了大航海时期。
卡波特回到英国后，接受英雄式的欢迎。他向英王说，他相信他是到了亚洲的边缘。16世纪初，葡萄牙人来到中国，舟山双屿港成了他们最早的商业基地之一。
世界翻开新的一页，中国却在此时变得内敛保守。15世纪初，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中国还是最大的航海强国。但这却是短暂的辉煌。明清政府其后闭关锁国500多年，最后败在西方海上强国之手。
1595年，明浙江总兵刘炳文带水师经东海、黄海到山东登州备倭，写了一篇记行，文人谢肇浙整理后收集在《五杂俎》一书中。文章说，“追思海波汹险，几不免者数数。而兹得出苦海，登彼岸，至荡漾于鼋鼍之窟，蛟龙之薮，岑敖之峰，左衽之国，或因萍流而回，或因归风而返，俾不至于殒逝，再得与人间事，岂非徼天幸哉？”
16世纪末，中国的主力海军只在自己的沿海巡航，海洋在主官的眼中已经只有害怕，这是多么悲哀的记载。这样的一种时代氛围，又怎么谈得上去开发海洋？
与此同时，纽芬兰渔场捕鱼作业培育出的训练有素、能胜任远洋航行的海员，正驾驶英国舰队一步步逼近中国，1840年的决战结果其实在此时已经有了答案！
(摘自2004.11.23舟山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