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元代《大德昌国州图志》（以下简称为《大德志》）记载，昌国蓬莱乡唐宋时建有两座供奉隋朝历史人物的神庙。一座在洋山，供奉隋炀帝；另一座在岱山，叫陈大王庙，供奉隋炀帝手下大将陈稜。
隋朝（581～618）是一个短命的王朝。查相关资料，历史上的神庙虽多，尊隋炀帝为神的似乎仅此一家。供奉陈稜的神庙也很少。舟山历史上出现过这两座神庙，这在全国各地十分少见。
有关舟山历史上这两座神庙的记载是否真实？其背后还有什么故事吗？笔者对此来龙去脉作了一些梳理考证。
宋元地方志：洋山庙建于晚唐
洋山隋炀帝庙，宋元地方志认为建于唐大中四年。但地方志有时也会把民间传说当成史料。事实上后来关于洋山庙也有另外一种说法，称所祀的为南朝陈后主时期的运粮漕官李讳，唐贞观四年（630）尉迟恭督造建庙，称洋山大帝庙。但笔者认为此说并无可靠史料依据，更多的带有民间传说影子。
洋山庙建于晚唐之说有充分史料依据。其一，它有自南宋到元代相对完整的地方史料链，并且有那时文人官员的考证文章。其二，它不光有地方史料记载，还有浙东以外人士所撰的晚唐五代古籍作印证。
《大德志》：“隋炀帝庙，在洋山大海中，唐大中四年建。黄洽记云，海贾有见羽卫森列空中者，自称隋炀帝神游此方。因宇而祠之。或谓神游之说不经。陈稜伐流求国，庙于岱山因其臣而祀其君。”
《大德志》应是沿用南宋《宝庆四明志》（以下简称为《宝庆志》）记载。
《宝庆志》卷二十：“洋山庙，（昌国县）东北海中。唐大中四年建。黄洽记云，海贾有见羽卫森列空中者，自称隋炀帝神游此山，俾立祠宇。”
《宝庆志》提到前人黄洽对洋山庙作过考证。黄洽是何许人也？笔者以为，他应是与舟山有过某种关系的知名文人。
南宋参知政事黄洽就是这么一位文人。黄洽（1122～1200），福建人，《宋史》有传，宋孝宗、宋光宗“两朝推为名臣”，“有文集、奏议八十五卷”。他早年曾任绍兴府观察判官、浙东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这应有助于他了解舟山一些情况。
黄洽与绍熙年间（1190～1194）昌国县令王阮都是隆兴元年进士。王阮编过舟山第一部地方志——《昌国志》。此志在元代还在，后来失传。
封建社会很重视科考同年这层关系，黄洽与王阮有交往应在情理之中。黄洽此文很有可能为《昌国志》所选入，后来被《宝庆志》《大德志》所沿用。
另外，南宋绍定年间（1228～1233）成书的《舆地纪胜》卷一《庆元府碑记》目录记载，黄洽有《洋山庙记》碑刻。
唐大中四年为公元850年。洋山庙比普陀山开山还要早13年。史料记载，唐咸通四年（863），日本僧人慧锷在普陀山建“不肯去观音院”。洋山庙是舟山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神庙之一。
洋山庙建于晚唐，在南宋时已成为定论。但南宋初年距晚唐也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是否还有更早的史料出处？
晚唐五代古籍有洋山庙记载
元代陶宗仪著作《说郛》卷一百十七下《吕门官》有洋山庙的记载。文中写道：“洋山在海中，有庙。其神传是隋炀帝。山高峻，内有三湖，名曰三姑，菱芡凫雁鸂鶒鸳鸯之类悉有。又有神立于门首，号曰吕门官。凡欲祭飨，其橱多鼠而夏足蝇，预告其门神，即绝之。”
陶宗仪注明此文出处在《灵应录》一书，作者是唐代的傅亮。
清代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有《吕门官》一文，内容一致，注明此文出处在《灵应录》。不过作者被认为是于逖。相关史料认为，于逖是晚唐五代文人。
《灵应录》为晚唐五代作品，其成书年代离洋山庙兴建仅几十年，很有可能是以后黄洽见到的最早史料来源之一。
《灵应录》从总体上说是一部志怪小说，但书中明确指出洋山庙的地理位置、所祭对象，这应不是出于虚构。更让人感兴趣的是文中提到洋山有“三姑”这一地名。
“三姑”这一地名至今还存在。今大洋山北侧有三姑礁：三块前后相随的礁石。圣姑礁在东向，中有石峰，凌空突起。崖下有一小庙，曰圣姑庙。礁西侧有前姑、中姑两礁。有人把这称作一幅“海上丽人行”的绝妙画图。
洋山、三姑的地名，北宋时就已存在。但《灵应录》称三姑是洋山的三个内湖，这里水生植物茂密，有多种水鸟栖息。凫，种类很多，常见的是绿头野鸭。鸂鶒是一种长有彩色羽毛的水鸟，经常雌雄相随。菱芡、鸳鸯，都不能在海水中生存。这三个内湖看来与大陆的湖泊没大的区别。
出现内湖记载或许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作者记录传闻有误；另一种可能是描写的是宋代以前的洋山原始地貌。以后海水侵入、内湖不再，三姑从湖泊名称演变成礁石名称。
宋代以前的洋山有可能出现内湖吗？并非一点可能也没有。
有学者研究指出，东晋时期，今嵊泗滩浒山岛、王盘山岛还与大陆相连，是吴郡（郡治在今苏州市）康城地域海防前哨据点，分别设置滩虎关、濮伏关，并派重兵屯守。东晋以后，杭州湾北岸岸线逐渐向北退缩，滩浒山、王盘山逐渐成为海岛。而现在上海金山区的大金山等岛在南宋淳熙年间才沦入海中。
洋山在滩浒山等岛外侧，但同处在杭州湾北岸一线，那么是否也受到过杭州湾北岸岸线退缩的影响呢？或者说它是否也曾与大陆相连过呢？笔者没有看到学术界结论性的研究成果，在此只能存疑。但古今洋山地貌发生过很大变化，应是可信的。
《灵应录》出现内湖记载，也可被视为它成书时间要早于两宋时期。
先有陈稜庙，还是先有隋炀帝庙？
隋炀帝被认为是一个暴君，身死国亡。为什么晚唐在洋山会出现隋炀帝庙？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南宋地方史志对此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先有陈稜庙而后带出隋炀帝庙。另一种说法是海商受灵异现象震慑而建，与陈稜庙似无关系。
《宝庆志》：“黄洽记云，海贾有见羽卫森列空中者，自称隋炀帝神游此山，俾立祠宇。”“绍熙元年，令王阮修县志，谓神游之说不经。然寇之欲掠也，必卜焉。弗吉，即散。並海之民赖之，宜其久而不废。或又云：炀帝迹不至此。陈稜伐流求国，庙于岱山、朐山。或因其臣祀其君，如长沙祀定王而并祀高文二帝也。”
先来看看是否是先有陈稜庙而后带出隋炀帝庙。
隋大业五年（609），陈稜率万余人“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目前学者大都认定隋代的流求就是台湾。连横的《台湾通史》说，台湾台南市建有陈稜庙，曰开山宫，为郑氏（郑成功）所建，“以稜有开台之功也”。陈稜伐流求，大大增进了内地对台湾的了解，在台湾被奉祀为开山祖，可见当年此举影响之大。
陈稜击流求，航海经过岱山。《大德志》：“刑马，在岱山之东北名秦头。父老相传谓昔隋骠骑陈将军奉命伐流求国，领兵于此刑马祭神，今之英感庙灵济侯是也。”
那么陈稜庙又建于何时？
《大德志》：“陈大王庙，在蓬莱乡之岱山。王讳稜，姓陈氏，字长威。”
《宝庆志》：“岱山庙，在北海中，其神名稜，姓陈氏，字长威，庐江襄安人，隋大业中航海伐流求国，俘斩颇众，事见隋史。以端拱二年建号陈将军庙。绍兴十七年重修。进士施知微记。朐山亦有祠。”
岱山陈将军庙建号于北宋端拱二年，而洋山隋炀帝庙建于唐大中四年。这样看来，陈稜庙带出隋炀帝庙之说并不成立。
但考古发现，岱山衢山陈稜庙要比洋山庙建得更早。
衢山曾出土唐开成年间（836～840）《大唐古程夫人墓志铭并序》古碑。碑文称，程氏其时去世，葬于明州鄮县蓬莱乡朐山，东南三里有“陈将军灵庙”。朐山即今衢山，联系到《宝庆志》说“朐山亦有祠”，此“陈将军灵庙”应该就是陈稜庙。那么，很有可能陈稜庙最早建于衢山，后来又南下在岱山本岛建庙。陈稜庙带出隋炀帝庙之说其可能性又不能完全排除。
不过从情理上推测，如果当时人们真的“因其臣祀其君”，隋炀帝庙与陈稜庙最有可能是合建在一起，至少在分布地域上应有重合关系。但岱山、衢山没有隋炀帝庙分庙的记载，陈稜庙的影响也仅限于这两地。因此，“因其臣祀其君”一说尚待考证。
陈稜与隋炀帝确实有不同寻常的关系。618年3月，隋炀帝被杀于江都，隋亡。叛乱者离江都北上，以陈稜为江都太守。陈稜不忍隋炀帝其尸无名而腐，求得其骸，移葬于江都宫西吴公台下，并动用车辇鼓吹，稍事铺陈，算是为隋炀帝补行了葬礼。《隋书》评论此事：“陈稜缟素发丧，哀感行路，义之所动，固已深乎！”或许后人正是读史知道其事，把两座庙拉在了一起。
洋山神庙的兴起，背后还有深刻的原因。
洋山庙实际上是一座海神庙
洋山庙与岱山庙虽然有种种联系，但两者在历史上的作用有区别，前者在当时的影响远远大于后者。对此作一些比较，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洋山庙起源的真正原因。
洋山庙实际上是一座海神庙，它的影响曾覆盖了江浙沿海，主要信奉群体是江南海上人群，而不仅仅是洋山当地社区的居民。它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与一般性的地方神庙不同。
洋山庙主庙在地处偏僻的洋山，却在浙东定海、昌国两县城分别建有分庙。这是当时其他民间神庙很少见的现象。
《宝庆志》卷十九：“洋山庙，（定海县）东北五里。山在昌国县之东北海中，唐大中建。”“此别庙也。”舟山地方志也有昌国县城建洋山庙别庙的记载。
其二，沿海广大地区老百姓共同信奉，“並海之民赖之”。《宝庆志》：“绍熙元年令王阮修县志，谓神游之说不经。然寇之欲掠也，必卜焉。弗吉，即散。並海之民赖之，宜其久而不废。”
海商深感敬畏，海盗也不敢轻慢洋山庙。他们最害怕的应该就是得罪海神。由此看来，洋山庙实际上是一座海神庙，隋炀帝被认为是海神的化身。这是它的影响可以覆盖江浙沿海的主要原因。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其时《南明野史》一书说，“成功会师浙海，以前少司马张煌言为监军。北上抵羊山，羊山故有龙祠，海舶过者致祭，必以生羊。”羊山，即洋山。龙祠，海神庙也。
岱山庙是一般性的地方神庙。它与当地盐业发展有密切关系。它的香火主要来自当地社区的居民。
《宝庆志》：岱山庙，以北宋端拱二年“建号陈将军庙”。而岱山置盐场，也是始于这一年。《大德志》说，岱山陈稜庙到南宋中期名气才大起来。有一个风雨交加之夜，海上浮起一块巨石。岱山场盐户一个姓莫的人居然背起此石竖立在土墩上，自称是隋朝陈大将军。人们对此非常惊奇，于是建起此庙。到庆元元年，皇帝为其赐额，名曰：“感应庙”。
从陈稜庙先在朐山立足，然后再南下到岱山建号，这似乎在提示一种信息：晚唐五代江南遭劫，可能有苏州等地大量移民先后进入朐山、岱山。大量移民定居，其主要产业是盐业，这在后来的宋元时期尤为突出。由此形成的特色经济，应是促进岱山人文发达的一大原因所在。
陈稜庙看来更多地是一种由移民带到新居住地的文化。它起到维系地方群众，联结社团组织的功能，同时促进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与大陆的地方神庙并无大的区别。
洋山庙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与一般性的地方神庙不同。它与海洋平安有密切关系。因此，黄洽所说隋炀帝庙为海商所建并非没有道理。海商建庙，就是为了保佑海上航行安全。也正因为海商强大的经济实力，洋山庙能在浙东定海、昌国两县城分别建有分庙。
洋山庙与唐宋江南海运经济
洋山庙在唐宋时期兴起，应与江南海运经济其时得到很大发展有关。
海上贸易充满风险。古代的航运要依赖神灵的护航。海运经济的发展和神庙的兴建总是息息相关。海商出于对大海的畏惧，普遍存在海神崇拜。
隋唐时期是中国海路交通得到长足进步时代。公元594年，隋文帝下诏为南海神建立祠庙，这与当时广州对外交往的发展不无关系。
唐代中后期，江南地区苏州、越州、杭州、宣州等城市经济发展较快。至五代，越州、宣州地位下降，苏、杭、金陵是三个发展较为明显的经济中心。苏州当时也是沿海港口，各类商人云集。
但当时江南地区却没有一个国家认可的东海海神庙。马端临《文献通考》说，“东海祠，隋祭于会稽县界，唐祭于莱州界，本朝（宋朝）沿唐制，莱州立祠”（《文献通考》卷八十三）。东海海神庙一直在山东莱州。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宋初期。
《宝庆志》说，北宋元丰元年，建海神庙于明州定海县（今镇海）。起因是出使高丽的安涛向朝廷报告，“东海之神已有王爵，独无庙貌。乞于明州定海、昌国两县之间建祠宇，往来商旅听助营葺。从之。”但该书编者指出，此庙到南宋宝庆时还没被封为东海海神庙。“是时实有东海广徳王庙在莱州，不可谓无。”
北宋灭亡，山东莱州不为南宋所有。宋孝宗乾道五年，定海县海神庙才被正式确定为东海神庙。
唐五代海上贸易最集中的江南地区没有东海海神庙，民间神庙由此应运而生。洋山庙在晚唐问世，应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同时，沿海各地此类民间神庙应不在少数。但洋山庙却是影响最大。这应首先与它所在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
洋山地处今江浙沿海交界处，与苏州距离不远，正处于当时苏州、杭州、明州商船南北航海要冲。吴越海商经常经过洋山海域，对这里的风急浪高印象应非常深刻。
洋山庙影响最大，又与隋炀帝在历史上的特殊影响力有关系。隋炀帝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个昏君，吴越海商为何会向他祈求平安？中国有句俗语说：“不要在太岁头上动土。”吴越海商可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建起这座民间神庙。
其实，唐代杭州、苏州的繁荣，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继承和改善了隋炀帝所开的大运河。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功过一直颇受争论，但古运河惠泽后代的功绩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晚唐时期，唐代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对此也作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洋山庙为何淡出历史舞台
南宋中期以后，洋山庙的影响力逐渐减小。到了清朝初年，人们甚至已经搞不清楚洋山庙供奉的是何方神明。
清朝顺治十二年（1658），郑成功统领北伐大军自厦门扬帆北上，驶至洋山海面遇飓风，覆舟丧师，被迫退至舟山休整。郑成功的部下杨英在《从征实录》一书中这样介绍当时人们对洋山庙的了解情况：
八月初九日，藩驾（郑成功）至羊山。先数日前，问引港都督李顺，水路远近，港门山屿流水何如？顺曰：“舟山至羊山，鸡鸣开驾，好西南风，午后便到。此处有二山，不甚高；一名猴山，俱系猴而无羊；一名羊山，系羊而无猴。无人居住，有一古小庙迹，传称祀羊山王，□灵应，每泊船必祭祀。”又称：“海中有矇、瞽二龙，泊船不可金鼓献纸，恐其惊动翻觉也。凡有泊船，不祭而金鼓献纸，船多不平安。”
清朝初年，人们把洋山的地名都错称为“羊山”，难怪后来许多人更搞不清洋山庙的本来面目。
笔者以为，这应与舟山在明清时期先后两次遭受海禁、居民大规模迁徙、长时期禁止民间航海活动有关。但更大的原因与宋高宗忌讳隋炀帝是个亡国之君不愿加封洋山庙有关，以后妈祖又成为中国沿海航海者公认的保护神，隋炀帝神位遂被冷落一边，终于淡出历史舞台。
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被金兵追赶，逃到明州。这本来是洋山庙获得皇帝赐额，转“民”为“官”，取得合法地位的一大机会，但洋山庙却没能得到这一待遇，由此逐渐为其他神庙所取代。
宋高宗逃到明州，此时有人提出加封海神庙，这应有希望保佑君臣海上安全用意所在。而宋高宗只同意加封定海县海神庙，尽管他礼遇了隋炀帝的妃子，却没有答应给洋山庙赐额。这应与宋高宗忌讳隋炀帝是个亡国之君有关。
宋代，洋山庙由于隋炀帝的这一特殊身份得不到皇帝的赐封，已不是第一次。
宋代不乏赐封与航海活动有关的庙宇。北宋元丰年间，朝廷建了定海县海神庙，皇帝封为“渊圣广德王”。元丰三年，宋神宗因王舜封汇报出使高丽海上情况，诏改建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赐额“宝陀观音寺”。宣和时期，路允迪出使高丽回国遇险，至胶泊岛，见岛上有一小庙，闻悉神主系福建莆田林姓女子，乃拜祭。“感神功，奏上。立庙江口祀之，赐顺济庙额。”此庙后来被视作妈祖的主庙。
北宋时期，洋山庙的影响力应该远远超过东南沿海上述寺庙，“並海之民赖之，宜其久而不废”，但所有这些荣耀，没有洋山庙的份。这应是不正常现象。笔者以为，其中原因只能是一个：皇帝们不喜欢隋炀帝。
宋高宗不愿加封洋山庙，这对后者的打击可能要更大。这是因为宋室南迁后，皇家对江南政治、经济的影响变得非常之大。这不能不主导改变江南过去的民间信仰，其中就应包括海神崇拜。在这样的新环境里，尽管洋山庙在南宋初期依然保持着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其后就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在洋山庙长期被朝廷冷冰冰对待的时候，定海县海神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今封四海神，于祀典甚尊”（《宝庆志》）。这肯定会影响到洋山庙的香火。
更重要的是，妈祖信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到了元明时代，妈祖更由一尊局部地区信奉的神祗，变成闻名于中国沿海广大地区航海保护神。洋山庙由此最终丧失了在江南民间航海人群中的影响。这座驳杂斑斓的唐宋神庙，从此只活在历史古籍的记忆里。
洋山庙兴于晚唐五代，两宋之间是它的最辉煌时，南宋中期开始没落，元明时期终于淡出历史。它香火旺盛了约三百年，见证了这一时期兴旺发达的江南海运经济历史。
广州市保存的南海神庙被人们视为“海上丝路”发祥地的历史见证，广州海洋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学术界认为它是我国由单一的农耕文化转而重视海洋文化的历史见证，是我国海洋开发的史证古迹。洋山庙其实同样具备这一历史价值。
